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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大誥》——朱元璋維護其威權統治的重武器
主講人 黃一平
明洪武年間，北平道御史任輝、齊肅怎么也不曾想到，兩人就參加了一次座談、一次茶敘，就座了個“朋黨亂政罪”，被凌遲處死。其所依據的，就是《明大誥》。
其實事情壞就壞在兩人共有一個小肚雞腸、睚眥必報的同事--同為北平道御史的何哲。這何哲在辦理尤榮一案時，收受了尤家現大洋七十貫、銀十兩，就將此案擱置下來，不去依法提問，被都御史詹微理抹了一頓，后又因手下的小卒子辦事拖杳，被詹微好一頓痛罵，因而懷恨在心，圖謀報復。于是與同一個衙署中的任輝、齊肅商量，邀集各道御史魏卓等十八人聚會。會中，何哲聲淚俱下，訴說自己遭詹微當眾辱罵，受氣不過，實在是羞憤難當云云。眾人只拿那好言相勸，著實撫慰一番，至于說到怎么報復那詹微，眾人便不置可否，只推說再作商量，告辭散去。
這何哲還不罷休，洪武二十年正月初四日，各官上朝畢，何哲又邀請任等十八人到他家喝茶，各官落座，何哲敬茶畢，起身說：“我這里有兩年事，也可告他詹微一告，讓他吃罪不起。這第一件事是，鄉人許昂告曹為是胡惟庸黨人，那詹微竟不曾拿曹為來與許昂對證，顯然有玩忽職守之嫌；第二件事是，鄉人徐阿真告莫糧長的不法事宜，那詹微不拿莫糧長，卻反而將徐阿真判罰去充軍。我們將這兩件事找人一并告將上去，說他收了人家銀子，諸位意下如何？”眾官聽了，也不便評說，卻不表態，又推說待各道御史都到齊了，再作商量。哼哼哈哈喝了頓月白茶，告辭而去。
正月二十七日，何哲又對御史們說：“我這里還有一事，我道里有一鄉民叫宋紹三的，把狀告到都察院，那詹微都把宋紹三關了五十日了，還不給人家辦理，我們也告他收了對方銀子。這告狀的人我都找好了，就是跟宋紹三關同一個倉的許原，那許原因欠糧被關，正需要我幫忙關說。”
事情就醞釀到此，隨即事發。《大誥》云：“如此捏詞排陷，妨賢蠹政。”
此案中還有一人，即四川道御史魏卓。這魏卓除身陷此案外，還有些其他情節，如他想提訊太倉衛指揮使孫茂，明知道孫茂系有功之臣，卻含糊其辭不將人家的履歷寫清楚，即具本報批，意圖騙得核準，陷害功臣。又如平常在衙內審案，罪囚只有一分罪，他就增作二、三分，以羅致其罪；罪囚查實一分罪，他給增為二分，文書飾潤得完整無隙，以此顯示自己才能出眾，邀功請賞，希望得到升遷。這也是是非混淆，亂法亂政。
《大誥》于是判曰：何哲、任輝、齊肅、魏卓“以上四名凌遲示眾外，同謀排陷姑客戴罪繚足在道問囚，一十四名。”
任輝、齊肅誠可謂冤哉枉也，僅參加了兩次聚會，既未表態支持，也未為何哲設一謀出一計，就落得如此慘烈的下場，且被收入《大誥》中，為后世執法所參照。可見，《大誥》乃法外施刑，且重得離譜。
“《大誥》者，太祖患民狃元習，徇私滅公，戾日滋，十八年，采集官民過犯，條為《大誥》”。朱元璋宣稱：“朕仿古為治，明禮以導民，定律以繩頑，刊著為令。行之既久，犯者猶眾，故著《大誥》以示民，使知趨吉避兇之道。”（《明史.刑法志》）朱氏說得明白，那《大明律》行之既久，犯者猶眾，似乎不夠管用，所以才又“著《大誥》以示民”。這《大誥》的體例來自《尚書.大誥》周公東征殷遺民時對臣民的訓誡，朱元璋效法周公大誥之制，用以維護皇權的至高無上，竟然按照奴隸制下“刑不可知，則威不可測”的作法，其出入人罪，寧不重乎！
考諸本文所引案例，那何哲一再挾嫌報復，就按誣告反坐，罪亦不致凌遲，何況還在再三商議過程中。而那任輝、齊肅諸公，雖參與三兩次聚會，卻并未表態贊同，頂多是個未予抵制之錯，何致凌遲坐罪。即按明律，也斷不致如此漫無章法的。正如《大誥》自序云：“棄市之尸未移，新犯大辟者即至，然則風俗未能移易，重刑云乎哉！”看看，他老朱就是要法外用刑，且是大刑侍侯。
宋太祖朱元璋雖系其母陳氏夢神授藥一丸吞而孕之，似乎天授皇權，生來就該是人君的，但在青少年時代，卻是飽受饑寒與欺凌的。元末，“朝庭暗弱，威福下移”，綱紀廢馳，官吏放縱，激化了階段矛盾，爆發了農民大起義。“劉福通奉韓山童假宋后起潁，徐壽輝僭帝號起蘄，李二、彭大、趙均用起徐，眾各數萬，并置將帥，殺吏，侵略郡縣，而方國珍已先起海上。他盜擁兵據地，寇掠甚眾。天下大亂”（《明史.太祖紀一》）
“刑亂國用重典”，這便是當時以朱元璋為首的明初統治者立法的指導思想。大明律的制定，歷時三十年，它脫胎于唐律，更有所發展，在中國立法史上，達到了又一個巔峰。然而，朱元璋還覺得不夠，又于制定大明律的同時，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間，采輯官民過犯，親自編制了四編《大誥》。“皆頒學宮以課土，里置塾師教之”，專門辦起學習班，派專家講授，“于是，天下有講讀《大誥》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余人”，掀起了一輪聲勢浩大的普法熱潮，而且，“囚有《大誥》者，罪減等。”犯罪者只要持一卷《大誥》在手，即可罪減一等，簡直就起著護身符的作用。可見，朱元璋對自己親自制定的《大誥》，其重視程度非同一般。
朱元璋法制思想的又一個重點就是“治民先治吏”，這在《大誥》中也有突出反映。如《大誥續編》共八十七條中，就有七十條左右是懲治貪官污吏和豪強作惡的案例。如：
案例一：“所在有司濫設，無籍之徒 ，四業不務，惟交結官府，捏巧害民，指稱的當、干辦、管干名色，出入市村、虐民勢如虎狼。律有常憲，亂政者斬。所在官吏，并非吾良民者，構此為非，奸狡百端。，令吾良民受害。今敢有仍前為非者，的當人，管干人，干辦人，兼有司官吏，族誅。”此條專門針對有的官吏，在部下網羅一批社會閑雜人等“跑二派”，專干一些出入市井，為非作歹，欺壓百姓的勾當。按《大明律》濫設官吏律條，罪止杖一百徒三年。這里一概“族誅”，顯然是強調其亂政之害而加重。
案例二：“金吾后衛知事靳謙，事頗不律，數犯以為常。命斷事官稽衛卷宗，一衛卷宗十不存一。又令妻亡擊鼓以訴，覆之不實。朕親問之，謙不以卷宗奏答，卻言斷事官誹謗朝廷。試將與斷事官對問，委實謗言，于是凌遲處死。”那靳謙辦事不周，玩忽職守，丟三拉四，習以為常，派民事官稽查，果然“一衛卷宗十不存一”，該罰。不料皇帝親審御案，居然還誣陷斷事官誹謗朝廷，于是被判凌遲處死。按明律磨勘卷宗律條，各衙門文卷隱漏不報磨勘者，罪止杖八十，有所規避者從重論，然終不至凌遲。此案系朱皇帝御審，一怒為之，不料竟成范例，嗟乎。
案例三：“臨淮縣知縣張春、縣丞林淵、主薄陳日升、典吏吳學之，句捕逃軍，受要錢鈔，逼 令民人管伍頂陳保仔名，管歪兒頂王虎子名……盡行典刑。”此案為典型的受賄，應計贓科罪，《大誥》卻不問多少，一律死刑。
以上諸例或濫權，或失職，或受賄，當罰，而刑之猶重也。下一例卻是斬得莫明所以，太過出格了。
“官吏下鄉擾民，洪武十七年，福建右布陣陳泰，斬。”這官吏要高座衙署，不出衙門，不明稼耕，不察下情才好么？那陳泰成天不辭辛苦，深入基層調查研究，與農民打成一片，其實是位十分勤政的好官。那些坐于高堂之上，趾高氣揚，拍腦袋、拍胸口決策的官僚，其實才是大大地擾民。不知他朱皇帝當初哪根神經短路了。
朱元璋之打擊貪官與豪強，固然有其改善吏治，緩和階級矛盾，減輕人民負擔的作用，但從根本上看，還是著眼于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。朱氏曾說。“使天下一日無主，則強凌弱，眾暴寡，富者不得自安，貧者不能存矣。今朕為爾主，立法定制，使富者得以保其富，貧者得以全其生，爾等當分循守法，能守法則能保其身矣。”（《洪武實錄卷四九》）然而，迷信“御制圣書”，將《明大誥》作為維護其殘暴統治的重武器，嚴刑峻法，甚至法外施刑，真的能長久“得保其身”嗎？朱元璋無疑帶了個很壞的頭，大明王朝從一開始便陷入了鎮壓——反抗——更殘暴地鎮壓——更強烈的反抗的惡性循環中，這大概也是封建統治漸進末期的一種歷史必然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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