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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學家屈原
主講人 黃一平
“亂曰：‘已矣哉！國無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懷乎故都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！’”《離騷》這段著名的結尾，近人郭沫若譯為：“算了罷！國里沒有人，沒有人把我理解，我又何必一定要思念著鄉關？理想的政治既沒有人可以協商，我要死了去依就殷代的彭咸。”真是字字血淚，充滿無力扶大廈之將傾的無奈。“屈原至于江濱，被發行呤澤畔。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”“于是懷石遂自沉泊羅以死。”（《史記●屈原賈生列傳》）
屈原何以弄到這步田地，論者多認為是受到朝中當權派的嫉妒、誣蔑、排擠、打擊，而楚懷王熊愧又昏庸無能，聽信讒言，疏之放之，屈原空懷一腔報國之志，空有一身輔國之能，卻是徒喚奈何。而這一切，又是從哪里開始的？
《史記●屈原賈生列傳》這樣開的頭：“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為楚懷王左徒。”左徒者，只比令尹稍低一點，相當于國家的副相。“博聞強志，明于治亂，嫻于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”其實，屈原官至左徒，已是國王身邊統治階層中的核心人物，可以隨時同國王研究國家大事，出面接待外來使節，同各國諸侯打交道，是楚懷王宮中的重要幕僚。“王甚任之“。如此看來，他是永遠不會吃虧的。然而，時事難料，壞就壞在出了以下這件事情。
《史記》繼續敘述道：“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，屈平屬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。因讒之曰：“王使屈平為令，眾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以為“非我莫能為也”。’王怒而疏屈平。”壞了，屈原涉讒受謗，排擠出宮，遷于漢水以北，流乎湘、沅之間，最后投泊羅而死，一切的一切，皆因為這“造為憲令。”“憲”者，《漢書●蕭望之傳》：“作憲垂法，為無窮之規。”可見，當時所謂“憲令”，雖不能與近代始于英倫的《憲法》其完善程度相提并論，但顯然，它規定的也必是國家的大政方略，也必是國家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，懷王使其“甚任之”，且“博聞強志”的高級官員來親自捉刀，如此重視，足見該“憲令”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無與倫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而屈原竟已獨立完成了初稿，足見屈原在當時的楚國，肯定是數一數二的大法學家。如此看來，屈原的才干是多方面的，“明于治亂”，深明國家安定與治理動亂的道理，善于治國安邦，既是政治家、文學家，還是大法學家。如此既賢且能又受寵，自然很遭同僚們嫉妒，偏偏屈原又梗直迂直得緊，要保護自己的著作權。那上官大夫見了他的初稿，想奪過來作為自己的，屈原偏不給，上官大夫因此向楚懷王毀謗他說：“大王委派屈原制定憲法令，眾人沒有誰不知道。每頒布一項法令，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勞，認為‘除了我，沒有人能做得出來’。”言語極陰險，甚至把屈原竟敢蔑視懷王的意思都包含進去了，懷王于是“怒而疏屈平”。屈原倒霉，就從這里開始。
讀史讀到這里就有意思了，假如屈原沒有受命做那篇“憲令”，又假如上官大夫要就送給他，或者讓他署個名什么的，他三閭大夫、世襲貴族又不缺那幾文稿費，那屈原照樣能錦衣玉食，在懷王宮里快樂一輩子。也不知那部“憲令”做出來會怎樣，一維的歷史總是朝前去了。屈原作為大法學家，沒有留下法學巨著或是法律名典，自身倒成了維護法律（著作權法）尊嚴的犧牲品。此后的屈原顛沛流離，長歌太息“……懷情抱質兮，獨無匹兮。伯樂既歿兮，驥將焉程兮？人生稟命兮，各有所錯兮。定心廣志，余何畏懼兮？……”終于心灰意冷，投汩羅而去。在這過程中，他用自己悲憤痛苦的血，寫出了《離騷》，寫出了《九歌》、《橘頌》……，成就了古代中國第一位愛國主義的憤世詩人，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了重要一席。
善法未成而史詩就，大法學家矣也，大詩人永存。幸耶？不幸耶？歷史就這樣走過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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