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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 文 帝 廢 肉 刑
主講人 黃一平
中國封建制采輕刑至廢除肉刑，始于漢文帝。文帝即位十三年，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處以刑罰，被捕待決于長安。淳于公膝下無子，只有五個女兒，當他被捕時，罵女兒們說：“生子不生男，緩急非有益也！”意思是沒有生兒子，關鍵時候一點都指望不上。小女兒緹縈非常悲傷，隨父親來到長安，向文帝上書說：“我父為官，齊中一帶百姓都稱贊他廉潔公平，如今犯法要被處以刑罰。我真的很傷心，死者不可復生，刑者不可復屬，縱然以后想改過自新，都辦不到了。我愿意將自己作為官奴，為父親贖罪，使他能重獲新生。”天子閱后，龍心悲憫，遂下一令曰：“制詔御史：蓋聞有虞氏之時，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，而民弗犯，何治之至也！今法有肉刑三，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之薄，而教不明與！吾甚自愧。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。詩曰：‘愷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今人有過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行為善，而道亡繇至，朕甚憐之。夫刑至斷肢體，刻肌夫，終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！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；及令罪人各以輕重，不亡逃，有年而免。具其令。”
文帝不愧為大政治家。秦末楚漢相爭之后，劉邦入主關中，鑒暴秦苛刑峻法僅二世即亡之戒，劉邦刪繁就簡，約法三章，天下得以休養生息，倉稟充實，人心穩定，為文帝進一步廢除肉刑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。盡管封建天子言出法隨，但文帝此舉決不是一時心血來潮，拍腦袋、拍胸口的產物，而是經過歷史研究，認真對比：有虞氏時，國家用象征性辦法取代屠戳，百姓也不犯法，“何治之至也！”今法有肉刑三種（黥：臉上刻字；劓：割鼻；刖：斬足），如此殘酷，而奸仍不能止，“其咎安在？”1748年，孟德斯鳩出版了他的《論法的精神》，他在書中說：“經驗告訴我們，在刑罰輕微的國家里，公民精神所受到的影響，如同刑法嚴酷的國家一樣深刻。”殊不知，比他早2000年的漢文帝，已經注意到這一十分有趣且十分重要的現象了。文帝殷鑒歷史，以圖振興國家，要走寬刑輕罰之路，可謂壯志凌云，由來已久。文帝二年五月，除誹謗、妖言罪；七年冬十月，令列侯太夫人、夫人、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征捕；夏四月，赦天下；……緹縈姑娘的上書，提供了一個契機。文帝捫心自省，深深自責的態度也讓人十分感動。“非乃朕德之薄，而教不明與！吾甚自愧。”其中夜憂思的拳拳憂患意識，躍然字里行間。“故夫訓道不純”類乎于官府張羅結網為民眾構成的陷井，帶有“蓄意”的意思，文帝反省到如此地步，何其深刻。文帝除肉刑還在于他對老百姓“朕甚憐之”的一份情懷。誠然，這是一種高高在上的俯憫，作為封建帝王，還能怎么要求。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身為封建制度上升之初的一代明君，那種浩大的抱負，那種深 明統治權力深深植根于民眾之中的依賴，故而，“夫刑至斷肢體，刻肌膚，終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！”其感同身受，也令人感動。
漢文帝廢肉刑，在中國封建法制史上確是一件大事，它體現了新興的封建統治階級注重民本民生的司法理念，其寬刑輕罰的法制環境，營造并保障了西漢前期人民安居樂業，社會和諧穩定的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，成就了漢朝文景之治的宏偉大業，對漢民族的發展和中華文明的傳承，影響極為深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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