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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縱死囚
主講人 黃一平
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載：“辛未，帝親錄系囚，見應死者，閔之，縱使歸家，期以來秋來就死。乃敕天下死囚，皆縱遣，使至期來詣京師。”“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，無人督帥，皆如期自詣朝堂，無一人亡匿者；上皆赦之。”說的是：“唐貞觀六年十一月辛未（二十二日），太宗親自過錄監獄囚犯，見到應處死刑的人，憐憫他們，放他們回家，但約定明年秋季回來就死。同時下令全國的死刑犯人，都放回家，待期限到時趕至京城。”“去年放回家的死囚犯人共三百九十人，沒有人監督管制，都如期回到朝堂，無一人逃亡。太宗把他們全部赦免了。”一時傳為美談。
對此，后人卻頗不以為然，宋人歐陽修就譏之為“求此名也”，拿今人的話說，就有“作秀”之謙。歐陽修著《縱囚論》論道：“信義行于君子，而刑戳施于小人，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惡極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寧以義死，不茍幸生，而視死如歸，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。”太宗此舉“縱使還家，約其自歸以就死，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”連高尚君子都難以做到的事情，卻期待小人之中尤其小人中的罪大惡極者必然能辦到，可能嗎？“其囚及期而率自歸無后，是君子之所難小人之所易也，此豈近于人情哉？或曰罪大惡極，誠小人矣，及施恩德以臨之，可使變而為君子，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”歐陽修進一步質疑，對罪大惡極的小人，施以浩蕩皇恩，固然可能使之變為君子，但恩德深入人心如此之深，改造人有如此之快，能象這樣子嗎？退一步，歐陽修又換個假說來分析：“曰太宗之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，然安知夫縱之去也，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夫？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，不意其自歸而獲免所以復來乎？”文言文屈贅之極，有必要翻譯一下：如果說太宗這樣做，是求取一種寬仁為懷的名聲，但是，當時怎么能知道，這些死囚犯放縱出去后，他們必然能按約返回獲得赦免，所以才放他們回家？又怎么能知道，被放出去的囚犯，會想到自己自覺按約歸來，必然能獲得赦免，所以會返回來？如此看來，太宗當然是冒了一番風險的。《縱囚論》進一步剖析：“夫意其必來而縱之，是下賊上之情也，意其必免而復來，是下賊上之心也，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，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？”認為其必來而放縱死囚，是上邊忖度下邊的心理，認為皇上必會赦免而自覺回來，是下邊揣摩上邊的意思，我看正是這上下交相揣度完成了這件事情，讓太宗贏得了很好的名聲。“不然，太宗施法于天下，于茲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，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，此又不通之論也。”此論極為有力，你太宗執政已經六年，廣施恩德于下天，都不能使那些小人不犯罪，而這次一天的恩德就能使那些怙惡不悛的死囚，頑劣不化的“小人之尤甚者”轉變為視死如歸，有信有義的君子，確實講不通。
其實，太宗行法是十分嚴格分明的，《名臣奏議》反映了太宗的執法指導思想：唐太宗嘗謂侍臣曰：“天下愚人者多，智人者少，智者不肯為惡，愚人好犯憲章，凡赦宥之恩，惟及不軌之輩，古語云‘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，一歲再赦，善人喑啞’。…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，故我有天下以來絕不放赦。”何其旗幟鮮明！唐太宗縱囚之舉，既予人以“作秀”成名之柄，又違背自身主張的執法原則，那他為什么要這樣做？
愚以為，唐太宗此舉，深謀遠慮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的大手筆，且非常成功。太宗“親錄囚徒”，何等重視，唐朝立國之初，國務軍務，國計民生，種種重大復雜的問題擺在統治者面前，太宗依然要為這390名囚犯親歷親為，可見他是將其作為一件治國安邦的大事來抓，“列上了重要議事日程”。390名死囚縱之復來，“皆詣朝堂，無后者。”這一事實本身，就昭示了以人為本，寬仁為懷化腐朽為神奇，變小人成君子的偉大道德力量，從而在初唐中興時代，樹立了唐朝庭言必行，行必果的開明形象和執政威信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為廣大老百姓展示了一條正確的價值取向，為極大地提高唐人的道德水準，起到了價值示范的作用。為即將到來的“貞觀之治”大唐盛世，從一個側面作好了思想準備。
由此觀之，太宗錄囚縱囚，事雖小，猶四兩撥千斤，為此即使冒一翻風險，受一些譏評，也值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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